相应的，王冠逐渐成为政治之体的象征。

西方社群主义等诸种后自由主义思潮大多也不再将人设定在原子化独存上，而主张为日渐极化的个人人权套上公共善之轭。因此可以说，中国人的思维与思想基于实践、发乎经验、归于致用。

[4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条、第6条、第7条。从理性人应当采取的行动推导不出现实中人们能够采取的行动。从责任伦理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社会关系——讨论人权，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将会找到更多的共同点。但是，西方人权故事不过是一个极其高明而又非常普通的现代版的宗教故事。仅仅依靠自己的意志行事、发展自己、成就自己，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不是主流观念。

[1]人是有历史、文化和国度的，人权不可能超越现实与经验。在对外方面，西方人权观代表着文化实力，其与经济形态、民主模式、科学范式、军事实力等构成结构耦合的一体系统，习惯性地在继续着对他者数百年来一直未停歇的经济与财富掠夺和文化与精神殖民。笔者认为，问题的症结不难理解：作为一部总体上反映内地特色的宪法，《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款是难以在技术上被切割为一国条款和社会主义条款的。

第三，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判断的作出，是基于其监督宪法的实施之法定职权，也是基于其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地位。（三）一国原则说前述两种观点，或将基本法定位为普通位阶的法律，或将基本法定位为宪法位阶的法律。进入专题： 宪法 香港问题 一国两制 。这样一来，并不存在宪法被取代或整体排除的问题，而只存在作为一般法的部分宪法条文被作为特别法的基本法排除适用的问题。

[2]邓小平很早就指明了香港回归对于国家整合的意义：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国没有实行一国两制方针，那么对宪法条文作上述分类将是荒谬的或没有实践意义的。

就宪法条款是否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而言，这些理论一般认为：凡属确保单一国家在法律上之实现的宪法条文，就应当适用于香港。这也是对前述情形C的回答。由于人们常常把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否认宪法是有效的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直接适用宪法条文这两个主张相混淆，才引发各种争议和相关学说。(2)宪法是法律(而不仅是政治文件)，因此有可能存在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区分，即宪法特别法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概念。

[10]概而言之：(1)一国两制方针通过基本法来具体落实，所以基本法必须是有效的法。四、基本法的自足性：宪法适用之判断标准讨论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极易混淆政治诉求与法律争议。[33]简而言之，宪法是有效的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否认这一点。（一）基本法律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香港基本法》的效力位阶低于宪法。

前者是指，特别行政区制度由宪法所创设、认可，其合法性源于宪法。重申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其实并未超越当年的共识，也没有解决《宪法》第31条以外的条文应否以及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问题。

在特别行政区制度已成现实的情况下，宪法条文作此种分类的需求才陡然出现，但宪法的绝大多数条文从来就没有刻意如此区分。201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这份文件具有对港政策的风向标意义，其中多次提到宪法，如中央依法履行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赋予的全面管治权和宪制责任等。

另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是，《香港基本法》第11条以清晰而绝对的措辞表明了该法作为涉港制度与政策之法律依据的地位。这类主张在内地理论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就情形C而言，需要进一步区分。(3)在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香港基本法》的位阶相对较高，系全国人大本身而非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相关论者最在乎的是，宪法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承认。他认为，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31条制定基本法，与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62条制定基本法律是存在重大差别的，前者行使的是制宪权，而后者行使的是宪制权。

[1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www.xinhuanet.com/politics/19cpcnc/2017-10/27/c_1121867529.htm, 2018-05-12。例如，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8条向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发出指令就属于基本法的适用，且此类规范可以被反复适用，而中央人民政府之建制的法律基础则来自于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

但是，该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为基本法的实施提供清晰的操作方案，以便评估适用特定的宪法条文是否损及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的独特性、完备性与融贯性，如无此负面效果，则宪法并非不可适用。来源：《法商研究》2018年第6期。

关于第二个子命题，无论是特别行政区政府或其他任何公权力机关，还是特别行政区的普通居民，在一般意义上履行尊重内地体制之义务与在特别行政区范围内不适用具体的宪法条文，两者是可以相容的。See Yash Ghai, Litigating the Basic Law: Jurisd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 in Johannes MM Chan/H L Fu/Yash Ghai ed.，Hong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p.44.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26]社会法最基本的特征有两点，即社会利益和社会本位。在法的观念、概念、内容、规范、制度设计以及法律责任上均有新的变化与发展。[49]参见Richard H.Fallon,A Constructive Coherence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100 Harvard Law Review,1987,pp.1189-1231.[50]参见张震:《依宪完善行政区划调整标准体系及其构建》,载《政治与法律》2023年第3期。[43]参见张震:《作为基本权利的环境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6-48页。

而且，自环境法典编纂出来以后，新的单行法的制定要以环境法典为直接依据。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贯穿环境法典的总则和分则等各部分。

通过将生态文明确定为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凝练显性主线确定环境法典的框架内容，以及将环境权证成为环境法典的隐性主线等构成了环境法典编纂的内核制度化依据。因此，从构成宪法中生态文明规范体系深层解析的两组关系中，环境权均具有明确的指向性。

有效解释宪法，是保证立法质量的重要基础。环境法典定位为基本法律，意味着以宪法为核心的环境法律体系的正式形成。

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高度，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一是，生态文明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国宪法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明本属于世界性的共创概念，但经过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日益彰显中国对于生态文明的独特理解、内涵和贡献，并开始反哺人类文明新形态。当前，如何更好地编纂环境法典，是一项重大法学课题，这需要法学多学科关注和支持。[35]参见张震:《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根据及其合宪性控制》,载《东方法学》2022年第3期。

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这是我国学术界和官方共同确定的一个基本观念。[19]笔者主张正式名称应确定为环境法典。

中共十七大第一次在党的重要文件中正式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并将其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宪法上与生态文明直接相关的条款，以生态文明为核心，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环境等为主要内容，以绿色发展为方式，以美丽中国为目标，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规范体系。

重建人与自然和谐与协调关系是人们对环境保护内容目标认识提升的表现，这与上世纪60年代前单纯强调对污染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及理论，由最开始提出来强调代际之间的公平发展，又进一步被提炼为包括环境的权利。